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有「南河（黄河）南徙」的记载。
那么，《金瓶梅》所写到底指的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金瓶梅》是杂糅了正德、嘉，而并非专指哪一年。
何以为证？靖时期的史实，泛指这一段时期的「南河（黄河）南徙」请看《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二年十二月）的记载：
辛亥，总理河道都御史刘天和修议治河事宜。……其一，鲁桥至沛县东堤一百五十余里，旧议砌石，以御横流。
今黄河既已南徙，……臣等以为，黄河之当防者，虽北岸为重，且水势湍悍，冲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远者，间获仅存；
而濒河者，无不冲决。……坍者增修，缺者补完，断绝者接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但工役甚巨，而时诎民穷，须以渐修举。工部以其议为当，上从之。[6]
「陈桥集、铜瓦厢，俱应增筑，请设副使一人专理。会河南盗起，召堂还京，命姑已其不急者。」[7]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提到的那十一个地方，「皆毁坏废北（圮）」，何况「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盗贼梗阻，财用匮乏」，故安郎中才说：「三年钦限河工完毕」。
《词话》中的这一段，正是上文《实录》文字的艺术再现。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与「安忱」同时期的那些明代真实历史人物。
治河之事从第六十五回写起，到第六十八回「南河南徙」，这几回涉及到的明代人物有王玉、王经、黄甲、黄元白、何其高、钱成、孙清、狄斯彬、徐嵩、韩邦奇、任廷贵、赵讷、周采、傅铭、温玺等，这些人物都是明武宗、明世宗时期的，特别是韩邦奇、狄斯彬、傅铭三人，惟正德、嘉靖时有而明代别的时期没有的特殊性的名字，而「安忱」的治河恰好与他们同时，这正好说明「南河（黄河）南徙」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不是万历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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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上还提到万历二十四年秋「黄河南徙」，这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断断续续，明政府为此多次更换漕运尚书，但成效都不大。
问题是，王世贞死于万历十八年，那时，他家已藏有《金瓶梅》的全本，这说明，至迟在万历十八年《金瓶梅》已全部成书，「黄河南徙」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挂上钩。
这正是《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如果不顾及它的内在联系，单单拈出其中的某一件事来加以断定，往往会发生重大失误。
「南河（黄河）南徙」正如「朝廷爷借支马价银」一样，明代几个时期都有这样的事件，但作者是有明确界定的。
《金瓶梅》中也写到了淮河泛滥，但它是用「淮洪」一词指称的，而不是用的「南河南徙」。
据天启《淮安府志》卷二十三「祥异」记载：嘉靖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万历元年五月十八日等，都曾发生大溢，致使「民多溺死」。故民间有「嘴似淮洪也一般」的比喻。
至于「新河」，并非是某一河流的专名，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条河就叫「新河」。
明政府为防止黄河水溢入漕渠（运河），阻滞粮艘，或为使运河畅通，在大运河沿岸新开了不少河渠，即所谓「新河」也。
大凡新开的河渠，都叫「新河」或「某某新河」，这在《明史》「河渠志」、《明史纪事本末》《实录》中多处可见。
命工部主事江珊会同巡按御史、天津兵备督理新河工程。[8]
顺天府香河县郭家庄自开新河一道。长一百七十丈，阔五十一丈有有（衍一有字）奇，路较旧河近十余里，有司以闻，诏管河诸臣亟为缮治，并祭告河神。[9]
三里沟新河者，督漕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10]
这条「新河」开凿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后，目的是引黄河之水以济漕运。
盛应期，字思征，吴江人。……（嘉靖）六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十里，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材请于昭阳湖东别开漕渠，为经久计。
议未定，以御史吴仲言召拯还，即家拜应期右都御史以往。
应期乃议于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余里，……克期六月，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世宁言：「新河之议倡自臣。……」应期罢后三十年，朱衡寻新河遗迹成之，运道蒙利焉。[11]
梅节先生所指出的「隆庆元年五月己未，新河成」之「新河」，就是朱衡在盛应期所开「新河」未成的基础上最后开凿而成的那条河，也就是《明史纪事本末》卷之三十四「河决之患」所说的「浚旧河自留城达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万余，八阅月而成」的那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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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嘉靖时期开凿的「新河」并不止一条，《金瓶梅》中所说的「新河」，只是一个泛称，并不像其他地名一样是一个专称。所以说，这些材料皆不能作为《金瓶梅》成书的证据。
《金瓶梅》正是采用这种简要的「新闻标题词」的形式，将正德、嘉靖时期的大事件基本都摄入到了作品中去，诸如「朱千户」关联到正德时的刘六、刘七起义；「番子」关联到武宗时厂卫之横行；
「会中十友」关联到「天子十弟兄」；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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