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以前的小说主要用人物的言行来展示其心理活动，《金瓶梅》开始直接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挺进，通过描写揭示人物复杂的心理奥秘。

它写出了人物心态的复杂性，写出了心态的动态变化；它善于创造特定的生态环境来烘托、映照人物的心境，将抒情与动态情态描写结合起来，并通过对比、反衬来强化不同人物的特殊的心路历程。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除此之外，《金瓶梅》在情节美学、结构美学、语言美学、艺术风格等多方面，都有许多开拓和创新。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于此可见，《金瓶梅》在艺术上的创新非常突出。套用鲁迅的话说，应该是“自有《金瓶梅》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如果举例说明，可谓举不胜举。对此我写过一部书：《金瓶梅鉴赏》④。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书中选取了小说中的43个精彩篇章，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这些篇章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研究。上述那些理论观点，就是我从微观到宏观，从感性到理性探讨所得出的结论，可资研究者参考。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金瓶梅》在艺术上的创新，大多为《红楼梦》作者所吸收、继承、借用，并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扬光大，致使《红楼梦》戴上了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创作极峰的桂冠。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孙子超越爷爷，这是自然之理，但不能说爷爷的“打破权”，亦必须归入孙子的囊中。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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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

此说一出，遂成定论。赞同者有郑振铎、沈雁冰、赵景深等大家。直到今天，在《金瓶梅》研究界，信奉此说者还大有人在。

朱星先生说，“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⑤，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根据，是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现抄录如下：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金瓶梅》）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

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1610）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

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⑥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根据民国（1933年）《吴县志》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⑦

由此可以认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

但是，魏先生的考证还存在问题：“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那么“马仲良时榷吴关”后的“未几时”，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就可能是万历三十八年，鲁迅的万历庚戌（三十八年）说就可能是正确的，魏先生的考证就有被彻底否定的危险。

为此，笔者做了进一步考证，找到了清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

这就是说，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万历四十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至此可以论定，鲁迅先生认定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这是鲁迅先生的一个不小的失误，其原因是他只凭主观的判断而没有进行考证。

据我的考证，《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当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这就是我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中说：

《金瓶梅词话》被发见于北平，为通行至今的同书的祖本，文章虽比现行本粗率，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的证明了这决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

鲁迅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其言词十分坚决，但证据仅为“山东方言”一例。

《金瓶梅》传世的当初，“王世贞说”十分盛行。到了当代，信奉者大有人在，并努力考证，挖掘新的资料来支持“王世贞说”。

我在20年前就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但我并不认为“王世贞说”就一定是正确的。“王世贞说”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不是我们与鲁迅的分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