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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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因其存在的大量艳情描写而一直饱受争议。如何看待这些描写,将直接影响到对《金瓶梅》的整体评价。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诠释是多样的,而这种多样性评价、诠释是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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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存在着大量的赤裸裸的“性描写”,对此,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甚至是绝然相反的评价。如何看待这些描写,直接关系到对《金瓶梅》的整体评价。本文以明清两朝为例,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相关评价与诠释进行了系统整理。相关引用材料主要来自黄霖的《金瓶梅资料汇编》[1]和朱一玄的《金瓶梅资料汇编》[2],个别地方参照他书作了一定修改。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一、《金瓶梅》艳情描写存在的版本问题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对于《金瓶梅》,袁宏道曾极力称赞,言“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殇政·十之掌故》)。但是,这句话也引起了人们的一些质疑。如王昙就曾认为,现在的《金瓶梅》只是一个“俗本”,内容与“原本”已经大相径庭。其原本“珍珠密字,楷法秀丽”,“不似流传之俗本铺张床笫等秽语”(《金瓶梅考证》)。蒋敦艮亦称游禾郡时,“见书肆架上,有抄本《金瓶梅》一书,读之与俗本迥异”(《绘图真本金瓶梅序》)。因而,他们推断其真实的情况便可能是:“《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世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其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袁照《袁石公遗事录》)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当然,有人认为王昙的考证本身就是一篇“伪作”,蒋敦艮的“真本”更是一种谎言。对此,我们暂不予讨论,但对于他们所提“原本俗本”的说法,学术界基本还是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郑振铎便认为蒋敦艮的“真本”只是“把流行本《金瓶梅》乱改删一气”(《谈〈金瓶梅词话〉》)而已。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在文学发展史上,一部有影响的作品出现,往往会带来一股“跟风”现象。例如,单单从后续书的命名上来讲,“有《金瓶梅》,遂有《银瓶梅》;有《儿女英雄传》,遂有《英雄儿女》;有《三国志》,遂有《列国志》”(浴血生《小说丛话》),可见其影响的深远。《金瓶梅》更是如此。自诞生伊始,它便充满了一种神秘梦幻的色彩;书未刊刻,已经让当时的那些大文学家们寝食难安了,“遍求全本而不得”,其魅力可见一斑。然而到了清代,《金瓶梅》已同其他“淫词小说”一样成为一种禁书。公然刊刻已是不许,于是改头换面,“原本”“真本”之复出,亦是常理。自然,这种所谓“原本”的幌子,无疑给了《金瓶梅》一种很好的开脱和安慰。同时,社会环境急遽变化的清代已经和明代完全不同。在清代空前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下,清人自然难以理解大名鼎鼎的袁中郎之流,为何会不顾身份极力赞叹一部充满了“琐语淫词”的“诲淫”之作。无论是故意、善意还是无意的掩饰,这个“原本”之说可能都是子虚乌有。在没有确切证据发现之前,还是将其作为一种“假设”更为合适。所以我们认为:无论是最初的词话本系统,还是后来的绣像本系统、张评本系统,都是存在大量艳情描写的,并不存在一个干干净净、没有艳情描写的所谓“原本”《金瓶梅》存在。当然,后世各种各样删减而成的“洁本”则自另当别论。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二、明清时期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评价与诠释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金瓶梅》的诞生,几乎就是一个奇迹。从充满刀光剑影的传说,到民间的争相传阅,到朝廷的明令禁止,乃至成为“诲淫”之代表。因而,对其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下面我们大体按照时间顺序,择其精要者,简单梳理一下明清两朝对《金瓶梅》艳情描写的不同评价和诠释。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330.html

(一)明代(约万历年间—1644)

按照吴晗先生的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公元一五八二——一六〇二)中”(《〈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成书之后,最初是在文人间以抄本的方式流传,后来苏州或杭州(即所谓“吴中”等地)便有了刻本,其后才有了丁巳本的《金瓶梅词话》。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还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统治阶级亦渐趋腐朽,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进一步削弱。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个体个性的突出张扬与人欲的直接显露。这应该也算是元代“尚俗”风气之影响与表现。因而,明代文人政客对《金瓶梅》艳情描写之态度,也相对宽容一些。他们的评价、诠释,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是基本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其“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欣欣子以为“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但《金瓶梅》所表现的却是“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从而断定“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金瓶梅词话序》)。廿公亦认为《金瓶梅》“盖有所刺也”,并批评那些“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金瓶梅跋》)。谢肇淛认为《金瓶梅》里的“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以及“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等等,都是“穷极境象”,写得淋漓尽致。而且他还特别点明:“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金瓶梅跋》)《金瓶梅》和“君子无取焉”的《玉娇丽》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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