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人 | 《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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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1]
以王阳明「心学」为哲学支点的晚明社会思潮,最有思想解放意义的是它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伦理本位的冲击,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人在世界上的主体地位。
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历来重视社会伦理道德,人的本性是第二义的。
从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到韩愈的「道统」,莫不赋予人的本性以某种先验的规定性,宋明「理学」更径直断言人性是「天理」的衍生物。王阳明张扬「心学」,其主旨虽然也在「存天理,去人欲」,企图补救道德纲常的崩溃,但他强调「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则把「天理」看成是心的映像,而把「心」提到本体的地位。
程、朱侈谈人性只是「天理」的衍化,完全抹煞了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作用,不但人的基本需要和权利被当作「人欲」「理」为所否定,就连人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也被无情的「理」所吞噬。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致良知」。
所谓「良知」,在王阳明看来,并非只是认识论上的感觉、知性,同时还是道德上的「善良意志」。
他把纲常伦理的规范,由外在超验的「天理」变成内在主观的「良知」,其用意在于说明纲常伦理的可行性,但实际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力量,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本来,到晚明,中国「古代文明」似乎已经快要走完它的历史道路,在庞大的社会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生产行为、经济生活的某些新因素,已经导致了社会心理的动荡、流变。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在这种「人本位」思想的基础上,晚明思想家王畿、王艮、李贽、焦竑、何心隐等才提出了广泛思想解放的要求:要求从儒家圣贤偶像和经典权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理学蒙昧主义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要求恢复和顺应发展人的自然本性。
尽管「晚明社会思潮」并不像某些论者所强调的那样等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早期启蒙思潮」,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质的规定性,没有形成一个超出「封建范畴」的、新的思想体系,而且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很快夭折。
但是,这一思潮无疑是中国民族在中世纪黑暗中的一度觉醒,而且在当时实际上已经深入到社会「心理─精神」文化的各个领域,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异于往古的思想文化运动。
在社会思潮的巨大影响下,晚明蓬勃兴起了一个文学新潮流,汤显祖、冯梦龙、袁宏道、凌蒙初,包括稍早一些的李梦阳、徐渭及《西游记》作者等人因此也成为晚明思想文化运动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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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晚明文学新潮其他作品在基本精神上有着一致性,而且,由于其长篇小说的体裁形式,能在更宽广的范围内展现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当然地成为这一文学新潮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16 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任何创新者,都要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点历史依凭,这似乎是中国民族由长期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法则。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9.html

当中国小说家初次尝试不依赖历史的积累,独立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不仅需要在叙事方式上,或者说在表现形式上继承传统,也需要小心翼翼地为他的故事寻找存在的根据。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9.html

这不光是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不这样做,作者本人也感到不踏实。
这就是为什么《金瓶梅》的作者要从当时广泛流行的《水浒传》中移借来一些情节和人物,作为他小说的引子和框架的原因。[2]
这与其说是作者构思的巧妙,还不如说是一种服从于历史和现实的选择。
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金瓶梅》的作者完全改造了本来那个古代「传奇英雄」故事的格局,那个在《水浒传》中仅仅作为邪恶的小角色出场,而在传统道德判决下丧身的中药铺老板西门庆,在他的作品中死而复生,并充当了全部故事的主角。作者创造了一个新的故事,并赋予它新的历史和美学的内容。
《金瓶梅》写的是宋代,实际是「当代史」,它写的是晚明现实的生活。这是这部小说的很多细节都可以证明的事情,所以历史学家吴晗能够通过对作品中提到的一些具体事件的历史考察来判断它的成书年代。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家平常的家庭生活,夫妻、妻妾、主奴之间的种种矛盾争斗以及饮食穿戴、起居游乐等生活现象都被作者用细腻的笔墨一一加以镂写。
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读《金瓶梅》,「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庆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作出来。」
这种对家庭生活的刻意描摹,确实是以前的中国小说从来没有的。
如果我们仅从美学的角度出发,把文学当作一个自足的世界来观察问题,那么这一事实本身已经很有意义,充分显示了《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创造性和开拓性。
但是,假若我们从更宽广的历史文化来观照这一现象,理应发现,《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的安排和描写,实际上有着更深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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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作者所选择的作为作品结构中心的那个家庭,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以金钱财富为轴心和主从贵贱关系为纽带的商人家庭,相对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基础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宗法家庭,表现为明显的社会基本图式的特异。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9.html 文章源自金瓶梅网www.jinpm.cn金瓶梅网-http://www.jinpm.cn/31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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